曾度洪、覃树冠、魏华龄著《桂林简史》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唐代桂林城池的修建情形。认为,桂林古城有籍可考的最早修筑是在唐代初年。当时大将军李靖出任桂州总管,他以今解放东路与正阳街的交*处为城垣中心修建桂州城。这座城长三里多,高一丈二尺,正方形,筑有四门,称为“子城”。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记载：
　　子城在漓江西,唐李靖筑。有门四:南曰腾仙,东曰东江,西旧揭静江军额,西南曰顺庆,旧揭桂州额。
　　如今的榕、杉两湖就是唐代桂林的护城河。它是由原来的榕溪改造而成。李靖在城外榕溪边修了一座起“哨望”作用的“谯楼”,传说就是今天的古南门,只因后来城楼上长出了一棵榕树,所以又叫榕树楼。
　　唐宣宗年间,蔡袭增筑“外城”一座,《广西通志》称其“周三十里,高三丈二尺。有门八。”外城西沿今中山路,北至独秀峰北面,南至杉湖,外城内主要是居民的街坊。
　　唐光启年间,都督陈环在外城北、子城西北修筑“夹城”一座,周长六七里,范围由独秀峰北到叠彩山、伏波山一带,主要为商业区。
　　唐代三次兴建桂州城,工程浩大。据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所记载,“日役万人,不时而就。”
　　这样的建设规模,其所动员的人力、物力,完成的速度和质量,无不显示出唐代桂林经济的繁荣与科学技术水平的高超。
　　莫休符专门写到桂林的双女冢、伏波庙、越亭、訾家洲、独秀山等景观。其中,双女冢在府城北十里,伏波庙在郭中之东北二里,越亭在府城北与圣寿寺接连,訾家洲在子城东南百余步,独秀山在郭中居子城正北百余步。莫休符专门写了桂林的夹城:“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周回六七里。”文章还写了作者对这一城池形势与气魄的感受:“增崇气色,殿若长城,南北行旅,莫不叹美。”这些最早描写桂林城郭的文字,给了我们一个唐代桂林城池的概貌。
　　在这个颇具规模的唐代桂州城里,生活了一万多户人家,七万多人。这个数字与民国年间桂林市人口总数已经相当接近。
　　唐长寿元年(公元692年),为了沟通桂州与桂西北的交通,在桂州城的西南开凿了一条运河,与桂州东北的灵渠相对应,称为南陡河,也叫相思埭。这条渠道引由临桂县半塘山的水,东西两个方向分流。东流到相思江口入漓江,西流达苏桥与洛清江汇合进柳江。相思埭是沟通漓江和柳江的纽带,它与灵渠一北一南,以人的智慧将桂林大地上的水域连成一片,从而使桂林成为连通中原与岭南、西南的水上枢纽,为古代中原通往广西西部和云南、贵州创造了一条捷径。相思埭的修建,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
　　从各种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唐城桂林已经具有相当的市的功能和规模。相思埭既有交通的功能,更有农业灌溉的作用。水稻已经成为唐代桂林的主要粮食作物。此外,唐代桂林人还从事养蚕、种植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生产。白居易和张籍送他们共同的朋友严谟到桂林出任桂管观察使时各自写了一首《送严大夫之桂州》,白诗中有句:“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柑。”张诗中有句“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都表明了唐代桂林农副业的繁荣。
　　当然,仅仅有农副业还不足以证明一个城市的繁荣。农副业产品的进一步加工,造就了唐代桂林手工业的发达。《广西通志》收录了一段关于唐代“桂布”的故事:
　　“夏侯孜为左拾遗,常著桂管布衫朝谒。开成中,文宗无忌讳,好文,问孜衫何太粗涩。具言桂管产此布,厚可御寒。他日,上问宰相:朕察拾遗夏侯孜必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颜冉。上嗟叹,亦效著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骤贵也。”

　　桂布由临桂六塘种植的“六白麻”织成。品质优良的原料和水平高妙的工艺,使桂布具有质料精细,柔软光滑,“色泽光亮,体态浓稠”的品质,穿起来通透吸汗,凉爽舒适,深受人们喜爱。诗人白居易曾用桂布做棉衣,由于保暖效果好,而写诗称赞:
　　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
　　布重锦且厚,为裘有余温。
　　值得重视的是,唐代桂林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了金融业。这是一个城市升级的重要标志。《广西通志》收录了两段《唐书·食货志》中关于桂林设钱监的文字:
　　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监。武德五年五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
　　这些文字表明,唐代桂林已经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而且铸钱工艺已经相当成熟。李商隐《江村题壁》有诗句:“喜客常留橘,应官说采金。”“采金”一词表明桂林冶金技术已较出名。与此相关,桂林的金属加工工艺也相当发达,以金、银、铜等金属制成的工艺品,如铜盘、铜镜等,精致美观。
　　经济是一个城市的物质基础,教育则是一个城市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据谢启昆《广西通志》记载,灌阳县学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创办,它是广西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所地方县学。唐代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李昌夔在独秀峰脚下读书岩附近“考宣尼庙于山下,设东西痒子以居胄子”(在独秀山下建孔庙,孔庙东西两侧建学校,以培养世家子弟)。这是桂林第一所府学。由于有了官办的学校教育,桂林作为一个城市有了自己传承文明的制度保障。同时,官办府学的建立,也使桂林的教育汇入了整个国家教育体制,为桂林这座城市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人才”奠定了物质与制度的保障。
　　除了政治、经济、教育的全面发展之外,唐城桂林有一个重要的进展,就是开始有了将自然景观纳入人的日常生活审美的自觉意识。过去人们总是一味地将城市从自然分离出来,筑墙砌城,以防范自然对人的侵犯,城市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体。当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当人类对自然拥有更多的驾驭能力,获得了更多对于自然的自信。这种自信,反映在审美上,就是开始将隔离于人的自然重新纳入人的生活体系。宝历年间,李渤任桂管观察使,明代张鸣凤著《桂故》说李渤:“以其暇日,开隐山,疏南溪。宾佐往游,踵为胜集。”(利用闲暇时间,开发了隐山,疏通了南溪,游人来往,成为名胜之地)张鸣凤所著另一本书《桂胜》说得更为具体,于南溪山,“唐李公渤爱其映带溪流,特于玄岩、白龙多所穿筑”。在隐山,“李给事渤开置亭台,种植花木……有庆云亭在山顶,有朝阳亭、夕阳亭及连理橘,山河秀异,皆入画图,作屏障,为信好之珍”。疏水道,建亭台,使本来远离人的自然成为被人所欣赏的画图,唐城桂林在军事、经济、文化之外,开始具有了自觉的审美内涵。

■桂林生活网黄伟林